来源：中国诗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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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议对
中国诗歌古今演变的最近两个甲子，1916至1976及1976至2036。两个甲子，中国诗歌历经正与变、升与降，乃至存亡生死的搏斗。第一个甲子：1916年，新诗诞生，旧诗被宣告死亡；1976年，新诗迄无成功，旧诗死而复生。第二个甲子：1976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艾青语），新诗与旧诗，各自各精彩；2036年，新诗运程，新诗工作者自有评判，旧诗会否由死而复生变为生而复死，则当拭目以待。一、第一个甲子（1916-1976）：诗运与时运
第一个甲子，我将其起点断自1916年，因这一年，胡适尝试创作新体白话诗，倡导“文章革命”（《沁园春》语），并且利用倚声填词，为新体白话诗创作及“胡适之体”的创立提示方法及途径。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项重大事件，也是中国诗歌古今演变的一个转折点，故将其作为第一个甲子的开始。1916年之前，中国诗歌历经唐、宋、元、明、清，其古与今的转换，亦即旧与新的划分，主要体现在体制、体式的变革上，中国诗歌言志咏歌的本质属性并无改变；1916年，胡适出现，其对于旧与新的破与立，主要是观念上的变革，对于体制、体式的改良并无太大成效。（一）“文章革命”的倡导及白话作诗的尝试1916年，胡适先后创制两首《沁园春》，以旧的歌词形式表达新的内容，为“文章革命”指示路径。其一，《沁园春》（誓诗）：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我闻之曰，从天而颂，孰与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这首词创制于1916年4月13日，在纽约哥伦亚大学哲学研究部杜威门下攻读哲学。时年二十五。谓伤春悲秋，无病而呻，壮夫所耻；从天而颂，制天而用，“作我自己的诗”，于新世界采集诗材料，为大中华，造新文学。其二，《沁园春》（二十五岁生日自寿）：弃我去者，二十五年，不可重来。看江明雪霁，吾当寿我，且须高咏，不用衔杯。种种从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更莫哀。从今后，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忽然异想天开。似天上诸仙采药回。有丹能却老，鞭能缩地，芝能点石，触处金堆。我笑诸仙，诸仙笑我，敬谢诸仙我不才。葫芦里，也有些微物，试与君猜。这首词写于1916年12月17日，还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谓“忽然异想天开。似天上诸仙采药回”。老胡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呢？就让大家猜一猜。暗示自己已为诸仙采回点石堆金的灵丹妙药。两首歌词，一说内容及观念问题，一说形式及方法问题；一为诗立誓，一为己立誓。同是一篇“文章革命”的宣言书。1916年底，胡适将其《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寄给陈独秀。1917年1月1日于《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发表。文章提出文学改良八事，从精神上之革命及形式上之革命两个方面为上列二词作注脚。1917年2月1日，北京《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胡适一首白话诗《朋友》：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这首诗写于1916年8月23日，原题《窗上有所见口占》，是一篇即兴之作。发表时题称《朋友》。收入《尝试集》改题《蝴蝶》，为编中现存最早一首白话诗。五言八句。从体式上看，除了中间两联不用对仗之外，全篇平仄组合及韵脚搭配，均依五言律诗格式制作。其中宜仄用平（“飞”“心”）及宜平用仄（“为”）处，仅见二例。发表时，作者于题下加了个说明：“此诗‘天’‘怜’为韵，‘还’‘单’为韵，故用西诗写法，高低一格以别之。”即以“天”（一先）、“怜”（一先）为韵及以“还”（十五删）、“单”（十四寒）为韵。依词韵看，一先、十四寒及十五删亦同在一个韵部。从表现方法上看，歌咏蝴蝶，亦歌咏朋友，乃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亦离不开三百篇的铺陈手法。这是胡适依据五言律诗格式及表现方法所制作的一首新体白话诗。胡适这一制作，在格式上及表现方法上的旧以及内容、观念上的新，均为新体白话诗创作提供范本。（二）新体白话诗的确立及地位胡适创造新体白话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胡适之前，以白话写作的诗词作品及以文言写作的诗词作品，二者区别只是语言运用问题，其于体制、体式乃至表现方法，并无太大区别。胡适尝试“用文言白话作文作诗”，不仅是工具的改革，而且也是观念的改革。胡适将自己的实验品称作“新诗”，并将由此所引起的讨论看作一场“新诗的运动”。胡适的新，既是与之前中国诗歌之旧相对应的新，又是与当世延续中国诗歌之旧的旧相对立的新。与之前中国诗歌之旧相对应的新，这是旧文学向新文学的转换；与当世延续中国诗歌之旧相对立的新，这是活文学与死文学的对立。转换与对立，以胡适新体白话诗为坐标。从纵的方向看，表示由古典诗歌到现代诗歌的转换；从横的方向看，表示新体白话诗与旧体格律诗的对立。纵向与横向，表示中国诗歌古今演变的最近两个甲子，已进入一个新体与旧体并存共荣的新时代。这一事实说明，胡适之前，中国诗歌无论经历多少变革，仍然还是中国诗歌，但胡适出现，在纵横两个不同方向相互对立及相互依存的变革中，所谓花开两枝，中国诗歌这棵大树即生发出两个不同的诗歌品种──新体白话诗与旧体格律诗。两个不同诗歌品种，既互相对立而又互相依存。谁也离不开谁。这就是新体与旧体并存共荣的新时代。同时，这一事实也说明，新体白话诗与旧体格律诗，二者皆本源于中国诗歌，皆为中国诗歌古今演变最近两个甲子的特殊产品。因此，今日看胡适，必须兼顾其新与旧的立场，对其所作开辟及创造，宜作两面观。既注重其新，亦未可忽略其旧。例如，胡适公开推出的第一首白话诗《蝴蝶》，收归《尝试集》，谓为新诗的开篇，而其平仄韵律，却分明是一首五言律诗。可知蝴蝶上天，仍然需要一个能飞的“躯壳”。诸多法门，名义上为新，实则仍为其旧。这是在源头上所进行的考察，说明新体白话诗的新，来源于中国诗歌的旧。至于新体白话诗的新与旧体格律诗的旧，二者既有相互对立的一面，同时也有相互依存的另一面，二者均以对方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体白话诗与旧体格律诗都从这里起步；探研最近两个甲子中国诗歌的演变史，不宜将对方排除在外。（三）新体白话诗与旧体格律诗的并立及共存新体白话诗与旧体格律诗的生死搏斗，一方面体现为“活文学”向“死文学”的挑战，亦即新文学向旧文学的挑战，一方面体现为新体白话诗自身的矛盾与冲突。新体白话诗初起之时，旧诗被裁定为“半死之诗词”，一批原来写作旧诗的朋友，改弦易辙，由旧诗阵地流转过来，跟着写作新诗，但新诗反对者众，“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其生死存亡，面临着严重威胁。作为新诗的开山祖师，胡适不仅具有不怕被骂的勇气，立志进行尝试，而且在尝试中，努力摸索经验，走出了自己的路。对于新诗的实验，胡适充满信心，早在《沁园春》一词就曾暗示，谓已为诸仙采回点石堆金的灵丹妙药。但他不明说，有待诸仙自行猜去。直到二十年后，经过多番试验，方才说明：“（某某）先生说的胡适之体的新路’，虽然是‘胡适之体’，而不是新路’，只是我试走了的一条‘老路’。”谓其所谓新，乃从旧中而来，并且他还以《飞行小赞》为例，说明由“老路”到“新路”的转折过程，亦即用词调作架子尝试制作自己的诗的尝试过程。他说：“其实‘飞行小赞’也是用‘好事近’词调写的，不过词的规矩是上下两半同韵，我却换了韵脚。我近年爱用这个调子写小诗，因为这个调子最不整齐，颇近于说话的自然；又因为这个调子很简短，必须用最简炼的句子，不许有点杂凑堆砌，所以是做诗的最好训练。我向来喜欢这个调子，偶然用它的格局做我的小诗组织的架子，平仄也不拘，韵脚也可换可不换，句子长短也有时不拘，所以我觉得自由的很。”一句话，就是以倚声填词的方法，“为新体诗创作寻求生路”。上世纪九十年代，编纂《胡适词点评》，我将这一奥秘公布于世，谓乃老胡葫芦里所藏的灵丹妙药。只可惜，胡适的尝试及所获得经验，诗界朋友并不认同。因此，在新与旧对立的矛盾冲突当中，新诗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形式，亦即在破的同时，未能在体制、体式上为新体白话诗的文体创造有所建立。正如毛润之先生所言：“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这是新诗自身在新与旧对立的矛盾冲突当中，因破而未立所造成的结果。至于旧诗，包括诗词与歌赋，虽命途多舛，只能在新诗找不到出路的空隙得以生成，但因其在新与旧对立的矛盾冲突当中，坚守旧的立场，却令得中国诗歌言志永歌传统及其一系列法规法纪得以传承及延续。这应当是旧体诗词打而不死的原因之所在。这是中国诗歌古今演变最近两个甲子新诗与旧诗对抗的第一个回合。二、第二个甲子（1976-2036）：诗运与文运
1976年，天安门事件，旧体格律诗创作从地下转向地面。中国诗歌古今演变最近两个甲子的第一个甲子到此终结，第二个甲子由此继起。第一个甲子，诗运为时运所制约，旧体诗词被看作“半死之诗词”，成为文学革命的对象。新诗与旧诗，生死存亡，处于对立状况。第二个甲子，诗运为文运制约，新诗与旧诗，或存或亡，或升或降，各自走各自的路。前六十年，旧诗没被打死，还是一条龙，而不是一条虫；后六十年，旧诗将是个怎么样子？会不会由死而复生变为生而复死？以下试加以探测。（一）第一个阶段（1976-1986）：两个凡是阶段这个阶段，诗词界有两个凡是：凡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都会写诗词，凡是平反昭雪都要发表诗词。这是我给归纳出来的两条定律，而客观事实也差不多。1978年5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一首《金缕曲》，作者赵树理。词后并附注文：“据赵树理同志的亲属记忆，此词写于一九六五年初。原词无标题，词牌为编者所加。原载《诗刊》第五期。”其曰：岁历翻新页。喜回头、一年过去、奇峰千迭。铁臂银锄高下舞，改变乾坤陈设。看不尽，山飞水越。处处红旗赶大寨，听歌声、洋溢乎中国。传捷报，满腔热。神州豪气多风发。任凭他、迷天雪乱，压城云黑。高举大旗红浪涌，多少雷锋王杰。开万世，太平事业。宇宙无穷无尽愿，愿征程、奋翼冲天阙。射白虎，揽明月。当时，我将报纸剪下，准备贴在我的笔记本上。发现本子上已有一阕《贺新郎》，题称：新年献词。和赵树理这阕《金缕曲》一模一样，而且作者也姓赵，但不是赵树理，而是赵朴初。刊登于北京《人民日报》，日期一九六五年一月五日。其曰：岁历翻新页。喜回头、一年经过，奇峰千迭。铁臂银锄高下舞，改变乾坤陈设。看不尽，山飞水越。处处雄心超大寨，听歌声、洋溢乎中国。传捷报，满腔热。神州意气多风发。任凭他、迷天雪乱，压城云黑。高举大旗红浪涌，多少雷锋王杰。开万世，太平事业。宇宙无穷无尽愿，愿征程、奋翼冲天阙。射白虎，揽明月。一阕小歌词，在同一个报刊上，连续登载两次。《人民日报》怎么会出现这个差错呢？到底什么原因？是不是编辑弄错？这是作者家属找出来的，又是作者的笔迹，确定为赵树理的作品，家属也没弄错。当时很想写封信到报社问问。为什么出现这一状况？但我想，这应当是，1965年赵朴初这首词发表，赵树理看了非常喜欢，就背了下来。是背下来，而不是当场抄下来。因为这两首词的字面有出入，一个是“处处红旗赶大寨”，一个是“处处雄心超大寨”，接下来一个是“神州意气多风发”，一个是“神州豪气多风发”。如果是抄下来就不会错，所以可以断定是背下来，回去又默写出来。默写出来是他的笔迹，家人不知道，就变成了他的遗作。说明《人民日报》编辑没错，他的家人没错，赵树理也没错。那么，这到底是谁错了呢？是两个凡是的错。因为平反昭雪，需要发表诗词作品。这是旧体诗词创作从地下转向地面不久所发生的事情。旧体诗词创作从地下转向地面，民间作者因此也活跃起来，但发表作品，需要一定地位及名气，并被看作是政治上的一种待遇，因此旧体诗词就变成为一种工具。这是第二个甲子第一个阶段的状况。（二）第二个阶段（1987-2014）：诗官及诗商阶段1987年5月31日诗人节，中华诗词学会成立。这是由周一萍、汪普庆等几位退居二线的老干部连同北京及海内外学界诸前辈共同发起、组织的一个全国性诗词社团。学会宗旨在于发扬传统诗教、振兴中华文化。第一任会长钱昌照先生，第二任周谷城先生，第三任孙轶青先生，第四任郑欣淼先生。学会成立，周谷城先生有诗道贺。曰：“莫再谦恭称谬种，敢教敦厚育英才。”一时间，冠盖满京华。但大会、小会，或者私人聚会，都将诗教、诗学摆在第一位。1987年5月17日，我在《我所经历的中华诗词学会》中，曾有这么一段记录：一日奔忙。上午访周谷城，说诗词学会事，约明日下午三时带周一萍、汪普庆前去探望。谈诗词，说廖汉生等喜欢诗词，他们总想以文来掩盖自己的武。周老送给他《诗词小稿》，高兴极了，即送来一幅字：五一佳节读华章。……大风唱，愿君多写金石篇。祝翁百岁更安康。周老说，意思过得去，稍微改动平仄也就调来。如：五一良辰惠我篇……。我怕耽搁太长时间，就常来打搅。周老说：这就是生活。谈诗词，不谈名利地位，不管当官发财。我向他求字，他说，要的。答应给写一个大龙。说，日本人也是喜欢一个字，如福、寿、虎等。并答应为《当代词综》写书签。周谷城先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在意当歌德派，但感叹：“暴露黑暗易好，歌颂光明难工。”周谷城先生说，他专写四言或五言，歌颂光明，歌颂功德，不易写好。但四言、五言似比七律为好。并说，最少四字，再是八字、十六字。他曾为亚运会写了十六字：“运动集会，志在竞赛。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以为这是最古老的形式，既要有政治内容，又要合律，写得轻松愉快，也是满有意思的。周谷城会长的立场和观点，代表中华诗词学会的大方向。所谓大雅正声、时代精神，体现中华诗词的历史使命。登高一呼，八方响应。无多时，全国几十个省市相继成立各式各样的诗词组织。此刻的旧体诗词，已从地面升上了天。这是第二个甲子第二个阶段的开始。紧接着，诗会不仅通过行政手段加强组织领导并且通过办刊、办研讨会等多种形式加强对于理论研究及创作实践的指导，业绩有目共睹。但在学风、文风上，有些问题仍然给造成困扰。例如，由于未能正面对待干部体问题以及歌德派问题，同时亦未能正面对待讽刺现实的作品问题，致使风、雅、颂三者比例失衡，不利于一代歌诗的生成及创立。此外，由于诗官及诗商的挟持，招牌被利用，诗界出现诗官与官诗以及诗商与商诗相结合的系列景观，亦为造成不良的风气。有关种种，我在《新声与绝响──中国当代诗词创作现状及前景》一文已经揭示。这是第二个甲子第二个阶段的状况。（三）第三个阶段（2014-2036）：庙堂与江湖阶段中国诗歌古今演变的最近两个甲子，旧体诗词的兴衰正变跟随着社会文化思潮以及学风、文化的转换而转换。经历第一个甲子，旧体诗词坚守中国诗歌传统之旧，未曾被打死。进入第二个甲子，从政治与艺术的关系上看，旧体诗词似颇有被异化的迹象。2014年，旧体诗词的发展演变，进入第二个甲子的第三个阶段。这是扭转风气，由变归正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年7月，首届“当代诗词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青年论坛”在广西桂平揭幕。论坛将与新体白话诗相对应的旧体格律诗定名为“当代诗词”，是一次以旧体格律诗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盛会。同时，论坛由宋湘绮、莫真宝两名青年学子组织领导，诗词创作者及研究者坐在一起面对面展开对话，也是一次没有诗官及诗商参与的学术盛会。论坛对于诗词创作如何回归艺术本位以及诗词研究如何走出误区等问题展开讨论。回思以往，展望未来，既满怀信心及希望，亦引发对于当下的思考。那么，当下又是怎么一种状况呢？数年前，话及中国韵文的读写状况，曾以天上飞、地上爬、空中走三种形态，概括描述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日本读写韵文的方式及步骤。今时说中国诗歌的古今演变，想以诗词事业与事业诗词以及诗词运动与运动诗词两组短语，概括描述当下情形。两组短语，表示当下大家正在做什么，是诗词的事业，还是事业的诗词？又表示当下大家正在怎么做，是诗词的运动，还是运动的诗词？两组短语，中心词与修饰语，位置编排变换，体现两种不同的从属关系；做什么与怎么做，体现各自立场及观点。数年前所说，在于揭示有读写而无韵文的状况，今时所说在于防止有事业而无诗词的状况出现。前者为第二个甲子第一、第二两个阶段的情事；后者着重指当下。二者都是一种比喻，未可当真，却是确确实实的存在。这里，一并加以展现，目的在于提供警示。尤其是后者，庙堂、江湖、学院，各就各位，各自在创造历史的进程当中，更当自作一番检讨。看看此时，诗词究竟在哪里？在庙堂？在江湖？还是在985？第二个甲子，直到2036年，即将终止。这是希望之所在，也是忧虑之所在。但愿旧体诗词的发展、变革，能够在最后十余年再度呈现生机。这是第二个甲子第三个阶段的状况。余论：关于旧体诗词的入史问题
旧体诗词，或称旧体格律诗，这是与新体白话诗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旧体格律诗与新体白话诗，二者都是二十世纪胡适“为大中华，造新文学”的产物。因胡适之前，诗仍其为诗，词仍其为词，并无所谓新体与旧体，胡适出现，或改弦易辙，由写作旧诗转向写作新诗，或“勒马回缰写旧诗”，由新诗返回旧诗，诗与词，方才一并被纳入旧的行列，成为今天所说旧体诗词。但无论新体的新，还是旧体的旧，其本源都在于自三百篇而来的中国诗歌。百余年来，新诗已标榜史册，旧诗迟迟未能入史。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旧诗没有一个合适的名字，无法注册入籍；另一是，目前仍找不到一部能够体现文学家、诗词学家“历史的见解”（胡适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或《中国当代文学史》，可以作为旧诗安身立命的处所。两个原因，一说入不了史，一说无史可入。因此，当下要务应当是自立门户，自行构建自己的历史。如曰《中国现代诗词史》，或曰《中国当代诗词史》。至于如何构建，就中国诗歌古今演变最近两个甲子的历史进程看，旧体诗词并非一个孤立的存在，为其立传，必须在新诗及旧诗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两个方面加以认证，包括对于现代及当代以及现代诗词及当代诗词的认证，才能恰切地确立其历史地位。再说说现代及当代的认证问题。所谓现代及当代，这里所说不同于一般意义上所说现代及当代。这里所说现代及当代，是与古代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其古与今的分界为1916年；一般意义上所说现代及当代，同样也是与古代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但其古与今的分界为1919年。1916与1919，当中仅差三年，由于划分依据不同，其所体现的立场及观念，亦不相同。1916年，胡适创作第一首新体白话诗，标志着“文章革命”的开始，这是中国文学史上重大事件，以之为依据划分古今，体现文学家及诗词学家的立场及观念；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社会由古代、近代，步入现代化进程，这是中国历史上重大政治事件，以之为依据划分古今，体现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的立场及观念，但文学家、诗词学家，没有自己的立场及观念。以上是对于现代及当代的论证，以下说现代诗词及当代诗词的认证问题。现代诗词及当代诗词就是当下所说旧体诗词，这是与白话新诗相对应的一个文类概念。旧体诗词或者旧体格律诗与新体白话诗，二者同源而分流。对于中国诗歌言志咏歌传统，旧体诗词或者旧体格律诗着眼于传旧，新体白话诗则着眼于创始。二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正如上文所说，二者就像是中国诗歌这棵大树所生发出来的两个分支。这是对于现代诗词及当代诗词的认证。就旧体诗词而言，两个方面的认证，既为展示历史背景，说明其来历；又为揭示本质属性，确立其位置。所谓始条理、终条理，本文的相关叙述，希望能为中国诗歌古今演变最近两个甲子有关史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参考。（本文为施议对先生在中南大学的讲演）标签：
